习近平为啥让讲解员说开封话？

10月18日，第四届“两宋论坛”在河南开封举行。著名学者、中共河南省委原书记徐光春在演讲中谈到这样一件事：2009年4月初，习近平同志到河南调研时，曾在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陪同下，登上了开封龙亭。讲解员是一个小姑娘，一口标准的普通话。习近平同志亲切地问道：

“小姑娘，你是哪里人？”

“我是开封人。”讲解员答道。

“你用开封话讲可以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呀。”

一路上，讲解员用开封话抑扬顿挫地讲，习近平津津有味地听。讲解结束，习近平高兴地说：“开封话也挺好听的。建国时，确定普通话，有说用北京话，有说用开封话，有说用东北话。开封话为普通话备选，看来是有道理的。完全听的懂，有深厚文化内涵。”

建国之初，国家在确定普通话以哪个地方方言为基础时，开封话曾为备选之一。这一情况，我国著名语言学家、教育家张志公先生的一次学术报告中也曾提到过。

开封话虽然也属地域文化范畴，但更多时间是作为“官话”而存在的。先秦时期的“雅言”就是中原地区的方言。北宋定都开封，开封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，开封话正式成为当时的通用语，即“中原雅音”。

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，中土、中夏、华夏、中国都是其曾用名。中国八大古都，中原地区占有半数。中原文化既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源头，又是其传承之主流；而包括开封方言在内的中原方言既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基础。

习近平为什么关心地方方言？绝不仅仅是对某一个地方情有独钟，而是来自他对方言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的了解与高度重视。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传承有两大系统，一个是以各种典籍、文献、经史子集等为代表的主流文化形态，一个是众多地方方言的千年延续所构成的丰富多彩、形态各异的文化百花园。若论二者承载的文化含量，前者相对于后者来说，恐怕万不及一。如果说，前者是支撑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主干的话，那么，后者则是源源不断为其输送营养、保证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繁茂枝叶，是一种活的普遍存在的历史文化记忆。这两个方面犹如车之两轮、鸟之双翼，缺一不可。

普通话是国家的语言代表，方言则是一个地方的流动地标。方言的地标意义是任何高大上建筑都无可比拟的。它既是乡音，也是乡愁。“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”游子在外，一听乡音，有如回到家乡动了感情。无需多言，便可去掉多少隔膜。

当然，普通话的确定与推行是民族融合、国家统一的重要标志之一。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，人们交往的社会化程度提高，普通话的推广愈加重要。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。问题是，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同时，地方方言地位日益下跌，甚至一些外来语种也加入到了“挤兑”方言的行列。特别是一些讽刺性影视作品，河南方言的使用者多是形象负面的社会底层人员，使河南方言无形中受到贬损。这种利用地方方言实行的地域歧视，加上庞大的人口流动，河南人在与内外的交流中，宁愿舍弃方言而广泛使用普通话。

方言的退化、萎缩直接导致地方文化浅薄化。我老家一个村子，历史上以加工老式圈椅的椅圈出名，村里马姓人多，人称“椅圈马”。后来，村干部嫌这些字不好写，认为现在不做椅圈了，就把“椅”字改成了“一”，叫“一圈马”；过些年又觉得“圈”字写起来也很费事，就干脆直接画圈儿，又改作“一〇马”。字确实好写了，但原村名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却不见了踪影，村名成了纯粹的地方代号。现在某些地方街道命名以数字排列，固然看似时髦，实则难脱文化贫乏之嫌。此类事绝非个别。

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性。人们在尊重“共性”的同时也需要“个性”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人们逐渐抛弃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家庭宠儿“缝纫机”，普遍流行买衣服，工业化服装业应运而生；然而，达到一个阶段之后，穿定制服装又渐成新潮。语言同样如此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人们对文化多样性也有了新需求，并逐步形成了社会共识。重视、保护方言，特别是濒危语言的呼声日益高涨，方言保护很快上升成为国家行为。2008年，教育部、国家语委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的试点工作。2011年，全国人大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》，明确规定，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。2011年10月，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“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”，国家教育部和国家语委2015年启动了“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”，方言保护终于进入实施阶段。

本文作者：《中国封面》评论员 

（责任编辑：江城）